揭开历史的尘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与邓颖超通信选集》（以下简称《通信集》）和大家见面了。这部《通信集》，共收入周恩来与邓颖超1938年至1971年来往书信71封，连同篇末注释约7万字。书信全部根据周恩来与邓颖超保存在西花厅的手稿刊印，绝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书前配有十多帧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合影和几封来往书信的墨宝，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珍藏价值。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中曾有过不少书信往来，但历经战乱流失，保存下来的不是太多。收入《通信集》的书信，是从周恩来与邓颖超精心保存下来的书信中筛选出来的。开卷篇是1938年11月13日周恩来致邓颖超的信。这封信是周恩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逼近武汉之时，他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撤离武汉后，又遇国民党蓄意制造的长沙大火，睡梦中被惊醒，冲出火海后写给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邓颖超的。终卷篇是1971年6月13日邓颖超写给与她相依相伴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友周恩来的信。她嘱她的恩来：“在体力和精神方面都需要留有余地，做些储备，以便届时能够迎接新的任务。斗争是长期的，因此，需要你能够长期的战斗。”全书内容丰富，情文并茂，主要反映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书信往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真实感情的流露，具有一种质朴美、自然美。同时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对世纪伟人、模范夫妻，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的道德品质。
《通信集》是人世间罕见的情真意切的两地书，反映了两位革命伴侣在携手并肩为祖国建功立业的历程中浓浓的情、深深的爱。
八年抗战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大部分时间是在武汉、重庆、延安度过的，为了谋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夫妻二人时分时聚，因此书信成了连接夫妻之间感情交流的纽带，而且书后多以“凤”、“鸾”署名。当时尽管周恩来公务繁忙，但只要能挤出时间，他一定会给“挚友兼爱妻”写信。邓颖超亦是每次送走周恩来后，“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在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有时，邓颖超得知周恩来要回，旋闻又推迟归期，于是她的心情也随之“由快乐、期望、等待，以至转到失望惘然！”从这种“别时容易见时难”，“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中，足见他们夫妻相亲相爱之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因病到南方修养。她与周恩来之间南来北往、互相系念的书信更是情深意笃。1951年2月下旬，邓颖超因病到杭州休养，休养期间，她“冒雨拜岳庙、登孤山”，“湖滨山岭，梅花盛开”，“美景良辰，易念远人”，惆怅之中，她将孤山之梅、竹、茶花、红叶各寄一给周恩来，供他遥领西湖春色。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给邓颖超寄去一封封“不像情书的情书”，并向邓颖超倾诉：“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1954年11月3日，周恩来飞广州休息。一次他驱车外出，偶然间发现了与邓颖超结婚时住过的广卫楼，思念之情油然而生。11月9日，他致信邓颖超：“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周恩来盼望邓颖超来广州与他故地重游，但11月13日从邓颖超秘书张元的来信中得知，邓颖超身体极为虚弱，连执笔的气力也没有，更不能来广州。周恩来感到非常惋惜，连夜致信邓颖超：“知你体力仍弱，不能执笔，甚为想念。羊城之行不可能了，但望你安心静养，归京时能看到你有进步，那就最高兴不过了……南天月夜，写此寄意。祝你安好！”
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讨论亚非事务的国际会议。台湾国民党当局为阻止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团前往。会上，他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前后，4月10日和4月12日病中的邓颖超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周恩来的两封往来书信中，记录下了夫妻间危险时刻心与心的交流。
最亲爱的人：
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杀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期待着欢迎你。
请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些引起我的悬念不安，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着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的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何况还有三十多年的经历和考验哩！
北京的春意已日在增浓了，丁香已开放，海棠正含苞，庭院已改观了。
祝福你健康平安！
你的知己兼好妻
一九五五．四．十
周恩来的信是这样写的：
超：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
一九五五．四．十二
上述一封封心与心交流的关爱殷殷的书信，蕴含着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炽热的爱情和一腔豪气。
《通信集》是反映周恩来、邓颖超工作精神的一个缩影，记录了两位世纪伟人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邓颖超说过：“我和恩来将满三十年的夫妻关系，能够相处的比较好，能够巩固至今，最主要的一个条件亦是一条经验，那就是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起来，而又以政治为主导去加以处理，加以发展，在不断地改进着而得以巩固的。”确实，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爱情花朵，并没有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而是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限沃壤中。这也体现在他俩的书信中。他俩的书信，除了有“别来不过几日事，但每动念你之情，则又觉时日长”的缠绵爱情外，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共同致力的希望祖国繁荣昌盛的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1958年11月17日，郑州会议期间，周恩来为毛泽东已觉察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而欢欣。他致信在外地休养的邓颖超：“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十年动乱中，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形势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只有和周恩来朝夕相处的同志、战友、伴侣邓颖超，最清楚周恩来双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最明了周恩来那种“下苦海”、“入地狱”的英勇悲壮的内心世界。因此，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颖超目睹一向精力充沛、儒雅潇洒的周恩来，日夜抱病操劳国家大事，面容憔悴、心力交瘁，也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表达方式———写下许多书信和字条，从心灵上给周恩来以支持和慰籍。周恩来理解妻子的爱意，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以字条给以答谢和安慰：
“我的老伴，我真要给你建议啦，你昨天睡得少，今天又少，请你注意能以为继才好……超留即晨”
“我看你的面容精神是疲惫不堪了，应该休息一下才是！勉强挣扎不是办法。小超即刻三十日下午”
以上一封封、一张张浸透着夫妻俩人心血的书信和字条，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不惧艰险、坦荡无私的精神境界和磊落襟怀。
《通信集》是一面明镜，折射出周恩来、邓颖超一对模范夫妻对老人、对烈士子弟、对亲属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的认真负责态度和浩瀚伟大的情怀。
对于周恩来的好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周恩来夫妇非常疼爱，收为义女，悉心培养。1946年，孙维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同年回国参加了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1948年3月初，她准备随军东去前曾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看望周恩来。周恩来看到她历经一年的工作锻炼，有所长进，非常高兴。1948年3月7日，他致信邓颖超：“一个可喜的后代，看着她在成长中，愿她能从你我的修养中学到一些好处，而去掉我们那些从旧社会带来的甚或滋长过的坏处，这就需要你我有意识地教育她，而不要对于自己无批判地给她以盲目信仰的影响。”
《通信集》是一部反映周恩来、邓颖超思想、品德、精神、情趣和革命实践活动的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献。它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深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为两位世纪伟人、模范夫妻的思想、精神和品德所感染，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对革命伴侣而骄傲。
 和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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